凯瑟琳·马勒布：《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1996）
黑格尔的哲学：它是一种“过去的事物”吗？
标题“黑格尔的未来”是肯定的口吻，仿佛是对“黑格尔有未来吗”这个问题的积极回答。20世纪末，这个问题理所当然被了提出来。
虽然哲学喜欢歌颂黑格尔的伟大，也承认他有很多欠缺，但思辨唯心主义（speculative idealism）却被怀疑有总体化（totalization）甚至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的意图。哪怕它没有被完全否定，人们也和它保持距离。今天，我们不可能保证、确定和承诺黑格尔的未来。这个未来本身还有待到来。它还有待证明和发现。而我，就是要证明它。
说到“黑格尔的未来”，我们首先必须了解黑格尔哲学中的未来。“未来”（avenir）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即将到来的时间”（futur），是“在前头的东西”。词源学证实了这种联系。“未来”（l’a-venir）意味着“即将到来”（ad-vient）。但它也表示能够持久的东西，“有未来”就是“有后世”的意思。这是最根本的问题——黑格尔哲学有真正的继承者吗？它如何坚守？当历史已经证明，黑格尔的哲学是一项使时代走向终结的事业时，它怎么能继续在我们的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时间，一切始于时间。时间决定了黑格尔与当代哲学的分离。《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的著名结论可以说给黑格尔主义（Hegelianism）判了死刑：
（先刚译）时间就是那个实存着的、作为一种空洞的直观而呈现在意识面前的概念本身。正因如此，精神必然显现在时间之中，而且，只要它还没有理解把握它的纯粹概念，也就是说，只要它还没有消灭时间，它就会一直显现在时间之中。时间是那个从外部直观到的、自主体尚未理解把握到的纯粹自主体，是那个仅仅被直观到的概念。一旦概念理解把握到它自己，就会扬弃它的时间形式，对直观活动进行概念式把握，成为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而且正在进行着概念式把握的直观活动。——所以，时间显现为那个在自身内尚未完成的精神的命运和必然性，而这个必然性的意思是，精神必然会使自我意识在意识那里占有的份额不断扩大，必然会使自在体的直接性——亦即实体在意识里的形式——运动起来；反之，就自在体被当作一个仅仅内部存在着的内部东西而言，精神必然会使自在体得到实现并启示出来，也就是说，必然会使自在体具有自身确定性。
许多阐释者从中得出结论，黑格尔的时间不过是一个暂留的时刻，是将被抛诸脑后的东西。而且，时间本身不原谅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对它的辩证压抑，它要求清算。在哲学中，海德格尔（Heidegger）有力阐述了这一清算要求。他认为，时间在绝对知识的时刻被“扬弃”（aufgehoben），这其实只是通俗的时间概念。“时间的通俗理解”是海德格尔认为主导了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一个概念，现在形而上学又以它结束。“黑格尔的时间概念以最激进的方式将对时间的通俗理解概念化”，这是这个刻板印象的完整表达。
最初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了“时间的通俗理解”，他把时间理解为“现在”（nows）的序列。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无始无终地流逝着，它构成一种统一的流动，“事件”（event）的序列在其中展开：
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哲学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里专门讨论时间的段落只是逐点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Physics）第四卷里“点”（στιγμή，point）的问题。黑格尔完善了“瞬时性”（instantaneousness）的理念，赋予它“准时性”（Pünktlichkeit）的概念。黑格尔认为：
用一个空间上决定（“点”）来描述一个时间上的决定（“时刻”）。但这样的时间概念似乎把时间性（temporality）简化为“序列”的形式，它剥夺了所有的未来，这是对我们的冲击。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的通俗理解构成了哲学传统的统一性，归结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下面。在这种观点中，形而上学被某种对存在（being）的决定所支配，在“在场性”（οὺσία，Anwesenheit）的意义上被理解，这就相当于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上赋予“当下”（Gegenwart）特权。
因此，过去和未来必然表现为一个刚刚逝去的现在，或者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在（“尚未到来的现在”）。海德格尔认为，从前苏格拉底（Pre-Socratics）时期到胡塞尔（Husserl），时间是“事件发生的同质环境”，这个概念一直都主导着哲学。
然而，黑格尔之所以从其他哲学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从逻辑上得出了“当下”拥有特权这一结论。在时间的思辨概念中，未来甚至不是像其他时间那样的时间。未来缺乏“保护”自己的力量，屈从于过去的进步和现在的形态。
1930年，海德格尔在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讲稿中说道：
在黑格尔看来，时间是精神（Geist）的过去时态。精神必须“过渡”（übergehen）进入时间，以实现绝对和永恒的自身同一性。反过来，这种同一性是一个“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尚未在时间上逝去的“过去”。时间是绝对的“再临”（parousia）。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一切发生的事情都只能是已经发生事情的迹象。一切仍在未来的事情都只是一种尚未到来的回归。
其实，对黑格尔来说，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已姗姗来迟。在《哲学全书》的第三部分“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Spirit）中，黑格尔分析了“生命年龄的自然进程”，他明确指出，青年的特点是相信未来，认为世界尚未是它真正的全部：“青年的高尚精神不承认实质的世界，不相信它本质上已经实现了世界的发展历程和现实（Wirklichkeit）。”
青年人必须等到年老时才能明白，这个世界“拥有实现自身的绝对力量，而且在我们当下已经实现。世界并非如此无能，以至于需要我们等待它真正实现。”
“绝对”不会等待，“绝对”也从未被期待，永远不会。期待意外（l’inattendu）只是青年的一种幻想。黑格尔自己也曾记得，他在法兰克福的危机之前也有过自己的幻想。可是，为时已晚。哲学在它的黄昏，在它黑夜的开端宣告真理，但对未来而言已经太晚了。
我们难道不会感到拘束，仿佛本体论已经向我们逼近？黑格尔的体系难道不是一个紧箍咒，笼罩着一切——所有的外部性、所有的他异性（alterity）、所有的惊喜？黑格尔断言，精神除了自身之外没有绝对可言：“没有任何东西绝对存在于精神自身之外。”所以，“所有精神活动无非是对精神自身的把握，而所有科学的目的也只是如此，要知道，精神在自身中认识到天上地下的一切。”
精神的任务是理解精神自身，在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物中预见它自身，它永远不会遭遇完全不同的事物，永远不会与事件面对面。那么，如果一切都已经被精神渗透，并且已经以这种方式完成，黑格尔的思想中怎么可能有空间来考虑未来的问题呢？
散布在当代哲学著作中的许多分析都注意到思辨思想的这种僵化、固着和沉闷。科耶夫（Kojève）虽然致力于黑格尔思想的时间性，把当下视作一种思考未来的手段，但仍然用“时间的终结”来定义绝对知识。但是，除了时间在永恒的当下凝固而停滞，还能有任何时间性与这种“时间的终结”相呼应吗？海德格尔指出：“黑格尔阐释‘存在’这一概念时，在通往精神的道路上抛弃了时间，因为精神是永恒的。”
黑格尔对时间的“告别”难道不就是时间对黑格尔的“告别”吗？思辨哲学中存在的时间其实根本不是“时间”，而是时间的扁平化或均质化（Nivellierung），至少是被海德格尔称为“原始时间性”或“起源时间性”（ursprüngliche Zeit）的时间。
原始时间不能用“当下”来设想，因为它最根本的“狂喜”（ecstasy）在未来。海德格尔写道，原始时间性“从未来中使自己时间化”。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时刻，而是变得与时间本身几乎没有区别。
我希望避免反动的、怀旧的语气。“未来”的成功取决于它对反对者保持开放态度的能力。它必须保持开放。与海德格尔一样，说黑格尔从未谈论过未来，等于说黑格尔没有未来。我的研究对海德格尔的断言提出质疑，同时承认它的含义和它不断引发的哲学问题。针对这一主张，我们肯定有一个“黑格尔的未来”。
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在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之间建立对抗。然而，“未来”的概念在20世纪的历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不可忽视。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未来”的概念有未来，那么我们就会因为“压扁”这个“未来”而感到内疚，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被它抛弃。
可塑性的承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打算构建一个叫“可塑性”（plasticity）的概念（标题就叫《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
“构建一个概念”首先意味着接纳一个“概念”（可塑性），它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起到定义和界定的作用，以把这个概念转变为能够“把握”（saisir）整体的综合概念。在这里，“把握”有“抓住”（prendre）和“理解”（comprendre）的双重意义。把“可塑性”转变为一个概念，就是说，“可塑性”这个词“抓住”了黑格尔的哲学，让读者能够“理解”它，同时成为一种结构、一种可理解的条件。
第二，构建一个概念意味着以实例为例，赋予实例的一切内容以形式，然后对它进行阐述（élaborer）。黑格尔反复强调“概念”的一个特征，说它虽然是一种逻辑形式，但不能被视为空的容器，而应被视为一种能够塑造其自身内容的力量。
我的标题《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介于“未来”和“时间性”之间。“可塑性”将被设想为“实例”，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赋予未来和时间以形式。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可塑性的方式建构起来——时间和未来相互参与到由可塑性支配的对话过程中。由此可见，未来的概念和可塑性的概念需要被同时阐述，一个澄清另一个，就像主标题和副标题的关系。
但这种同义关系需要颠覆为不对称关系。事实上，将未来假定为“可塑性”，等于取代了将未来定义为时间某一时刻的既定定义。在这个标题里，已经发生了一种转移——未来（即将到来的事物）在意义上将不会受到直接的、普通的内涵限制（“未来”作为一种时态）。这不是一个研究过去、现在和黑格尔传统意义上的“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
相反，我们要放弃关于“未来”的、“众所周知”的、熟悉的意义，并因此放弃时间的“众所周知”的定义。未来可以以不同方式思考，超越它作为“时间的某个时刻”的最初而简单的定位。
这让黑格尔的时间立即清晰起来，它不再能被简化为时刻之间的有序关系。我们所说的“可塑性”是未来对未来的过剩，而“时间性”——正如思辨哲学描绘的那样，意味着随着时间流逝的时间的过剩。
这些初步观点表明，我的研究不遵循亚历山大·夸黑（Koyré）的研究路径，尽管他在追索黑格尔哲学中的“未来”问题。夸黑在关于“耶拿的黑格尔”的文章中，以及在《黑格尔导读》（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中都承认，对耶拿时期的黑格尔而言，未来比过去和现在更“重要”，或者说更“优先”。
因此，夸黑和科耶夫都表达了年轻黑格尔思想和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接近，但两人没有给我们提供回应黑格尔未来问题的方法。“面向未来”的问题绝不是黑格尔式的问题。除此之外，夸黑和科耶夫都承认，这种阅读黑格尔的方式导致了一种僵局。他们得出结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一个尚未解决的矛盾——黑格尔只能通过一劳永逸地悬置所有尚未到来的未来，从而赋予未来高于其他时间的特权。夸黑认为，对黑格尔来说，一方面，“时间是辩证的，建立在未来的优先位置上，但另一方面，他断言：
黑格尔从未能够“调和”未来概念在他体系中的两种含义。一方面，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未来有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所有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另一方面，概念逻辑上的“发生”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指向“走向自身”（Zu-sich-selbst-kommen）的概念。科耶夫认为，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未来的首要地位是时间的特征”；另一方面，“人”一旦达到绝对知识的立场，就没有未来了：
从本质上讲，“矛盾”不可能是辩证的，因为它不可能被解决。20世纪早期的黑格尔阐释者通常会注意到这个“发现”。但相反，新一代法国学者——贝尔纳·布尔热瓦（Bernard Bourgeois）、皮埃尔-让·拉巴里埃（Pierre-Jean Labarrière）、热拉尔·勒布伦（Gérard Lebrun）、丹尼斯·苏谢-达古斯（Denise Souche-Dagues）提出，“历史性生成”（historical becoming）和“逻辑性真理”（logical truth）在黑格尔哲学中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体。
诚然，这些研究并没有解决黑格尔主义中“永恒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它们已经充分阐述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我不再需要在这里专门论述它。如果我不回到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去分析《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之间的结构关系。
肯定“黑格尔的未来”，首先取决于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提出“未来”的问题。从今以后，可塑性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不可预见”，可塑性概念本身的未来必须被付诸实施。它的可行性取决于一种认识论的成功，这种操作在方法上类似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定义。
黑格尔的哲学和可塑性的检验：普通意义上的可塑性
按照乔治·康吉莱姆的方法阐述“可塑性”的概念，相当于把一个术语赋予“一种形式的功能”，而这个术语本身在首要意义上描述或指定了赋予形式的行为。
直到18世纪，英语和法语中的实词（substantives）“可塑性”（plasticity和plasticité），以及它们的德语对应词Plastizität才出现在语言中。它们结合了已经存在的两个词，两个词来自同一词根，一个是实词plastics，另一个是形容词plastisch。三个词都来自希腊语词汇plassein（πράσσειν），意思是“塑形”、“塑造”。
作为一个形容词，“plastic”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容易改变形状”、“可塑性的”（比如，粘土是一种“可塑性的”材料）；另一种是“有能力赋予形状，有能力塑造”，比如“塑形外科医生”。这种双重含义在德语形容词plastisch中再次得到体现。这也是格林兄弟编纂的《德语词典》对它的定义。
这些定义有助于阐明这项研究陷入的“阐释学循环”，因为如果不给它一个定义，我们就无法完成“可塑性”一词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定义者和被定义者就区分不开了。诚然，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与另一个分开，“外延必须改变”。但这些改变本身就利用了“可塑性”这个词的意义。
可塑性的原生地是艺术领域。塑性是“造型”艺术的特征，首先是雕塑艺术。造型艺术的核心目的是表达和发展“形式”，包括建筑和绘画。因此，推而广之，可塑性意味着“发展”的普遍能力，意味着被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所塑造的能力。
我们谈论新生儿的可塑性，谈论儿童性格的可塑性。可塑性的特点是“容易顺从”和“灵活”，比如大脑的“可塑性”。然而，它也意味着进化和适应的能力。当我们谈到动植物拥有“可塑性美德”时，我们援引的正是这种意义。
通过类比，我们可以说，儿童是“可塑的”。“可塑”这个形容词虽然肯定与“僵硬”、“固着”和“僵化”对立，但不能与“多态”（polymorphous）混淆，它不等于多态。可塑的东西也可以保持它们的形状，就像大理石雕像一样。一旦被赋予一个构型，它就无法恢复到最初的形式。因此，“可塑性”指的是那些既能成型又能抵御变形的东西。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术语在组织学（histology）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可塑性”代表生物组织在病变后重新生成的能力。
可塑性的含义范围还没有穷尽，它继续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塑性材料是一种合成材料，它可以根据预期的功能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和性质。“塑料”本身是一种含有硝化甘油和硝化纤维素的爆炸材料，可以引发剧烈的爆炸。这个词本身的可塑性使它走向了极端，既走向那些塑形的具体形状（雕塑），也走向所有形式的毁灭（炸弹）。
黑格尔的可塑性理念
要构建黑格尔哲学中的可塑性概念，首先需要我们理解黑格尔本人构建这一概念的方式。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三个方面的意义相互牵连。
形容词“plastic”的双重内涵重新出现，一种是接受形式的能力，另一种是产生形式的能力。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使我们能够把这个形容词本身当作黑格尔式的“思辨词汇”。
第一个方面是造型艺术。“Plastisch”和“plastik”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在黑格尔对希腊艺术的讨论中，特别是在《美学》中，雕塑被定义为“卓越的造型艺术”。这种更熟悉的“可塑性”意义被援引和扩展，使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他的概念。
于是，第二个方面有了更广的范围和复杂性，适用于那些“可塑个性”或“可塑人物”的实体。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可塑性”描述了那些个性希腊人的特质——他称之为“典范性”（exemplarische）和“实质性”（substantielle），这些人包括伯里克利（Pericles）、菲迪亚斯（Phidia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Xenophon）、苏格拉底（Socrates）——他们是“实质性的个人”，他们伟大而自由，有着自己固有的实质性人格，独立成长、自力更生，如愿让自己成为“是其所是”的人。黑格尔认为：
这些“可塑个性”把形式赋予“具体的精神”（Körperlichkeit des Geistigen）。因此，可塑个性的主题是一个“中间词”，是可塑性在第一方面（雕塑）和第三方面（哲学塑形）之间的中介。
“哲学可塑性”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一方面，它描述了哲学的态度，也就是哲学家特有的行为。另一方面，它适用于哲学本身，适用于哲学的存在形式和方式，也就是说，适用于思辨内容展开和呈现的节奏。在1831年《逻辑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写道：
希腊人的可塑个性因此获得了理想哲学态度的典范价值。这里的可塑性主要指的是哲学主体关注内容的能力，即“手头的问题”，净化掉所有任意和个人的形式。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可塑性”并不意味着“多态”。哲学读者和对话者当然会接受形式，但他们反过来又被引导去构建和形成他们听到或读到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可以与希腊的“可塑个体”相提并论。像那些雕塑一样，理想的哲学家既“普遍”又“个体”，这来自他们从“普遍”概念获得“个体”建构原则的方式，同时赋予普遍以特定的形式。
因此，个人变成了“此在”（Dasein），即精神的“在”，精神被转化为感觉的实体形式。因此，可塑性表现为普遍和特殊相互影响的过程，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被称为“模范个体”的特性。
这些观点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可塑性的第二个内涵。什么是“可塑性话语”？
《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有一段话有助于阐明这个定义：“只有严格排除将命题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惯常哲学阐述方式才能达到可塑性的目的。”按照对哲学命题的通常理解，命题的主体是一个固定的实例——它的属性（或译作“谓项”，predicate）来自外部，而自己不能产生它们。“严格排除将命题各部分联系起来的惯常哲学阐述方式”意味着对这种关系的重新概念化，这种关系现在被理解为实体“自我决定”的过程。
实体与其偶然性（συμβεβηκός，或译作“偶性”、“意外”、“偶发性”等）的关系是从一个概念变为另一个概念，黑格尔将此解释为从预测命题到思辨命题的过渡。
在自我决定的过程中，普遍（实体）和特殊（作为独立事物的偶然性）通过类似于“可塑性个体”中的动态而相互赋予形式。自我决定的过程是实体主体的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实体从自身中抽离出来，以进入其内容。通过这种自我否定的运动，实体将自己定位为主体。贝尔纳·布尔热瓦认为：
自我决定是实体通过它确认自己既是它自己的主体又是它自己的属性（谓项）的运动。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将“实体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或“绝对关系”定义为“形式的活动”。事实上，正是这种“活动”清楚地表明了物质本身的可塑性，也就是它接受形式和赋予其内容以形式的能力。
“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和辩证法
下面讨论我副标题“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中的最后一个词，“辩证法”。辩证过程的基础实际上是一种运动——自我决定的运动。它的能量来自“特性的决定性”与“一切决定性消解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表明，这种张力也是自在的时刻，它通过消解位置的固定性而表现为“自身的他者”。在“实质—主体”的逻辑展开中，这种保存和消解的动态已经形成，正如《精神现象学》的“序言”所言：
辩证过程是“可塑性的”，因为随着它的展开，它在完全静止（“固定”）和空虚（“解体”）的对立时刻之间建立了联系，然后将两者联系在整体的活力中，这个整体在调和这两个极端的同时，本身就是阻力（Widerstand）和流动性（Flüssigkeit）的结合。可塑性的过程是辩证的，因为构成它的操作，形式的攫取和所有形式的湮灭，出现和爆炸，都是矛盾的。
连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这三个概念的联系变得清晰起来。它不亚于未来本身的形成。可塑性的特点是实质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现在，希腊语的“συμβεβηκός”来自动词“συμβαίνειν”，它同时意味着跟从、确保和到达、发生。因此，它可以在该词的两种意义上建立“连续性”，也就是逻辑意义上的“随后……”，以及时间意义上的“事件”。也因此，自决是实体与所发生事物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将黑格尔哲学中的“未来”理解为主体性与偶然性之间保持的关系。
以“时间的某个时刻”来理解未来，同样要求时间意义的开放性。时间本身的可塑性使得扩展成为可能。黑格尔时间概念的展开并不只能参照“时刻”。时间是辩证分化的实例，它被划分为确定的时刻，这决定了它只有一个时刻。
“未来”、“可塑性”和“时间性”等概念的辩证组合形成了黑格尔设想的在主体性本身内部运作的预期结构。为了将这个结构与通常理解的未来区分开来，我们将这个结构命名为“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按照法语的表达方式，它可以同时指代“确定将要发生的事情”（“être sûr de ce qui vient”）和“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ne pas savoir”）的状态。
从内部来看，这个概念是由它在黑格尔思想中的运作方式决定的；从外部来看，它对黑格尔思想的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把黑格尔的可塑性概念的所有实例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意味着“改变这个概念的可理解性”，“通过有序的转变”来“扩展”它的意义。这相当于揭示内部和外部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可塑性是黑格尔思想所有转变围绕的点，是它蜕变的中心。
黑格尔“时间”的两个阶段
黑格尔同时在两种“时间”上工作，《哲学全书》的一段话证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在这一段中指出，“时间”是“在存在中不存在，在不存在中存在的存在”。对这句话的辩证理解，就引出了它必要的“双重意义”。通常，它可以以第一种也是主要的方式来理解——现在是存在的“现在”，但由于它是过去的东西，它很快就会几乎立即不再存在。换言之，时间是悬在两个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时刻。
此外，黑格尔在下一段中写道：“时间、现在、未来和过去的维度，是外在性本身的生成，是外部性本身的解体，是过渡到虚无的差异。如果时间是“在存在中不存在，在不存在中存在的存在”，那么这也意味着：“时间本身不是它所是。”时间并不总是与自身同一。时间的概念有它自己的时刻——它区分自己，从而使自己时间化。
逻辑上的区分（logical differentiation）
时间的表达依据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康德（Kant）。“时间”是“在存在中不存在，在不存在中存在的存在”，这个定义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时间是“纯粹的感性形式”，这哥定义显然来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黑格尔写道：“时间和空间一样，是一种纯粹的感觉或直觉形式。它是感性的非感性（sensuous non-sensuous）。”
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分析的结论，回顾了“我思”（cogito）和时间本身的同一性。时间和“我思”的这种同一性不能被简化为一个连续的时刻。相反，它是一个合成的统一体，是“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见”。显然，黑格尔对时间的定义“感性的非感性”，指的是康德对直觉的纯粹形式的定义，并不是把“时间”简化为一连串的“现在”。
对此，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海德格尔完全忽视了，黑格尔在解读亚里士多德时借鉴了康德。海德格尔没有在康德那里找到“感性的非感性”的对应。黑格尔对时间的分析不单纯针对“现在”，也不是说“时间”出现在“现在”之中，在“现在”之中有了一个位置。黑格尔澄清道：“不是在时间中，一切都会产生和消失，而是时间本身就是生成（becoming）。”
黑格尔显然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点”（“στιγμή”，上文提到过）。在定义时间时，他遵循《物理学》第四章的阐述：“时间由’现在’组成。”但黑格尔也认为，时间不由“现在”组成。德里达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一点。在这个僵局（aporia）的后一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的各个部分不可能彼此共存：“一个’现在’不能与另一个‘现在’共存，没有一个当前的、现在的‘现在’。
在《物理学》第四章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同时将时间理解为一系列现在和综合的实例。在黑格尔对空间和时间关系的分析中，他认为同样的综合概念也适用。关于空间，他认为，空间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并置状态的预设性。空间是分离的原始可能性，时间也是如此，黑格尔把时间的综合统一称为“否定统一”（negative unity）。
在《精神现象学》中，“感觉确定性”的辩证法明确揭示了“这里”和“现在”之间的区别，一方面被理解为时刻的现象，另一方面被理解为“众多现在”的综合。在这种将自己与自身区分开来的能力中，时间展示了它的可塑性。然而，这种区分本身需要双重内涵。因为它一方面是共时的——黑格尔的时间概念不能被简化为单一的意义；另一方面，它是历时性的——时间并不总是它的本来面目，也意味着它在时间上将自己与自身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它有历史（history）。
年代上的区分（chron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在《哲学全书》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段落中，黑格尔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这有助于我们阐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这种主观预期的结构是所有遭遇的原始可能性，在历史的每个时刻都不一样，它不会以同样的方式 “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因为没有同样的未来。
黑格尔哲学综合了希腊时刻和现代时刻的两种理解：（1）希腊的主体—实体（ovσiα-vποκείμενο）；（2）现代的主体—实体（subjectum-substantia）。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的出现是“世界历史转向的轴心”，他看到了现代主体性概念的出现，辩证地扬弃了早期的希腊概念。因此，这个主题因年代和逻辑的不同而不同。贝尔纳·布尔热瓦认为：“基督教思想的主体论（’主体是实质’）取代了异教的实质论（’实质是主体’）。”在此，我们阐述“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存在两种有效形式，每一种都因年代和逻辑的不同而不同。一种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一种属于康德的时代。
黑格尔思想的力量源于“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的这两种形态的转变。原本的历史更迭变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面对面。
第一种形态起源于目的论运动在潜能和行动上的原始综合统一。另一种形态源于最初知觉的综合统一，是表象（Vorstellung）的基础。正是“自在”和“自为”这两种说法的双重意义证明了这一观点。思辨的内容本身跟随由“自在”和“自为”之间的对比所形成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想象。一方面，它将“潜在”与“实际”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它把确定性形式的真理（真理的主观时刻）与客观性形式的真理（真理的客观时刻）对立起来。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在目的性的循环性和表象性的线性性之间建立一种思辩关系，将表征回溯到希腊的过去，并宣布希腊哲学的表象未来的后验（posteriori）。反过来，希腊思想的出现就像表象的未来出现在希腊思想的未来一样。这种“看到（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双重含义使阅读黑格尔比阅读几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更费劲。
阅读黑格尔意味着同时在两个方面展开——这个过程既是回顾，也是前瞻。在阅读发生的当下，读者被吸引到双重期待上去——等待即将到来的东西（基于线性和表象思维），同时假设结果已经到来（基于目的论）。这两个时刻不属于同一时间，黑格尔的思想宣告了一种新时间的到来。
思辨论述与超验论述
在《自然哲学》中，时间已经被赶出了自然界，时间的概念超出了它最初的定义。然而，这种意义的过剩并不是为了它本身。思辨论述永远不能替代超验论述，不存在思辨的“原型时刻”。任何超验的实例都必然处于与它所组织的东西有关的外部性位置。黑格尔认为，体系之外没有任何“外部”。思辨哲学是非超验的。不可以对时间的概念进行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它的可塑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宣称：“单一的个体，就其自身而言，是范畴从其概念到外部实在的过渡。它是纯粹的图式（schema）本身。”存在将自己图式化，概念与经验存在的统一不能用体系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解释。因此，对可塑性概念的较少提及证明了它独特的存在模式，即原始综合的模式，仅维持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间隔之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可塑性在主体上和内部起作用，而不会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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